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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对郑州商都废弃原因问题作以探讨。指出旧的生态环境不断遭到破坏，以及郑州地区生态环境自身存在着的缺陷等，也应是都城废弃的一个重要因素。8年3月，为配合 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无锡市考古研究所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丹江口库区鳖盖山墓群进行了发掘，发掘出2座战国墓葬和24座汉代墓葬，为研究江汉地区的古代文化了新的实物。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考古材料中见到的"人蛇"主题大致包括"神人操蛇"和"半人半蛇"两种类型，可能主要反映了古代祭祀等活动中巫觋操蛇作法的情形，表达巫觋借助蛇的能力来沟通神灵、祖先的意义。其中"半人半蛇"类型又可分为"人首蛇身"和"人身蛇臂"两种形式，分别是对巫觋下肢盘蛇和上肢操蛇的象征表现。87~213年，对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进行的调查显示，整个水坝系统由自然山体的多段坝体组成，分为高、低坝系统，年代为良渚文化时期。水坝的结构和建筑工艺与典型的良渚文化遗迹一致。该水利系统可能兼有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等功能，与良渚文化遗址群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及良渚古城的出现有直接关系。河南保留的明清会馆，大多数为秦晋商人所兴建的商业会馆。这些会馆建筑规模较为宏大，布局严谨，雕刻技艺精湛，尤其在建筑雕刻题材的选择上别具匠心，诚信、重义、同享、儒雅等商业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商业观念既是其经商活动追求的目标，也是集文化、艺术、理念、愿望为一体的艺术表现。康熙初年，清廷安插闽南地区明郑投诚在中原屯垦。康熙十九年，朝廷敕封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福建莆田人黄瑞遂在营坊村倡建天妃宫，以供奉其由闽南随身携带到河南的木雕祖神像。至今仍遗落民间、未被人识的营坊创建天妃宫碑对于研究中原移民、祖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用鼎状况及组合形式，中原地区东周铜器墓可分为九组，再参考墓室面积、铜礼器组合形式、棺椁重数、车马(器)随葬、乐器、玉器等因素，这些墓葬又分为甲类高等级铜器墓、乙类中等级铜器墓和丙类低等级铜器墓。这样分类以鼎的组合为主要标准，既考虑到了列鼎数量，又兼顾非列鼎的象征意义和东周用鼎制度。11年2～5月，淄博市临淄区文物局对刘家新村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所的MM28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两墓东西并列，为夫异穴并葬墓。M19因盗扰，出土遗物较少。M28保存完好，出有鼎、簋、甗、壶、(钅和)、盘、(?)等青铜礼器。据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其年代为春秋中期，墓主为士 的齐国 。洛阳富弼夫墓志28年出土。墓志详细介绍了富弼夫的生平，内容丰富，涉及北宋中、后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是探讨北宋中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流、艺术等方面的重要实物。北京是辽代墓葬发现的主要区域，出土了很多重要的辽代汉人墓志，对于了解和研究辽南京(或称燕京)地区的社会文化、风俗，以及补充和辨析辽朝历史均具有重要价值。7年，北京密云大唐庄出土了一合辽代墓志，志文共计约15字，文字大体清晰可辨。本文以该墓志的内容为考察对象，结合史料记载和相关辽代墓志，对墓主人张晋卿的姓氏、生平事迹、仕宦履历、职迁转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证，并对其中所涉及的重要人物、事件、制度，如清宁五年科举、承天太后南伐、辽道宗崇佛等问题加以考证。北京市密云县大致相当于辽代的檀州，控山带河，地理位置重要；守关扼隘，事意义重大；而密云县发现的辽代墓志非常有限。因此，该墓志对于认识辽代密云地区的社会历史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南宋"命题诗画"虽然属于诗意画的范畴，但也有着自身 显着的独特性，即先有诗，后配画，画意是对诗意的匹配和模仿。然而在存世马远"命题诗画"中，我们明显忽略了"先有诗"这一特征，也忽视了诗画创作主体之间巨大的尊卑之别，将绘画看成是诗意之外独立的存在，将画意的呈现看作是马远"有我"主体意识的自觉呈现，或将画中人物所流露出的品行情操看成是马远"有我"意识的存在。其实，"命题诗画"中意境、格调等一始并不是由马远创作的，而是诗人的，所谓马远绘画中的"有我"其实也是为了"他看"。一切画意的呈现都是为了"匹配"他者在诗中提前设定的意境。这其中的"有我"就是马远的"匠心"—用他掌握的"预存图式"将图像与语词的"联觉"功能发挥到。而这种"预存图式"在马远的时代已高度成熟，任何类型的诗意几乎都能用约定俗成的"图像语汇"表达。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是东周时期邾国的都城和秦汉至两晋时期的邹县(驺县)县治，作为都城和县城使 )。17年6月，山东大史文化学院等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时，在一眼西汉水井(J3)内出土了8件新莽时期的铜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权4件、诏版2件和货版1件。每件铜器都有铭文，显示可能铸造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铭文内容与文献记载的新莽改制有关。为了充分论证这批铜器的学术价值，山东大史文化学院和文化遗产研究院在9月2日举了 座谈会，与会学者对这批铜器的铭文内容、与使用情况，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历史评价和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们一致认为，这批新莽铜器是迄今为止 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发现数量和种类 多的汉代度量衡器，精良，保存较完好，铭文字数多，透露的历史信息丰富而重要，为研究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并实行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我国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都了珍贵的实物，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另外，这批铜器出自邾国故城遗址的宫殿区"皇台"之上，证明"皇台"范围内应存在汉代署区，这对研究遗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了重要线索。在此次 座谈会成果的基础上，本刊约请与会学者对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进一步加以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将初步的研究收获予以发表，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期待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